第六次科技革命背景下文学地理学的科学性探讨-pg麻将胡了模拟器链接

2013年中国文学地理学第三届年会在南昌召开，标志着文学地理学批评研究的不断深入和研究队伍的不断壮大。其代表性学者有杨义、曾大兴、邹建军、梅新林、夏汉宁、汪玉奇、刘扬忠、李仲凡、徐玉如、蒋凡、刘庆华、鲁力进、彭民权等。作为一种文学理论，首要面对的是其科学性问题，董学文等曾指出“缺乏文学理论科学性质和研究规律的准确把握，人们往往或者进行‘观点 例子’的经验主义式的翻新，相互比拼看法，新旧观点各执一端，水火不容，而思维方式上却如出一辙，具有相同的片面性”。冯宪光也强调“文学理论是不是科学，是不是坚持文学理论的科学性，是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就科学发展来说，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指出“世界正处于第六次科技革命的前夜，中国再不能与新科技革命失之交臂”，“第六次科技革命的方向，很有可能得益于第五次信息科技革命的推动，在物质科学、生命科学等学科及其交叉领域开辟出新的空间”。两相比较，文学地理学批评作为中国本土化的、年轻的文学理论，其科学性问题研究的重要性与紧迫性不言而喻。

文学地理学的提出主要有三大缘由，其一是世界性语境与多学科知识积累，尤其是“西方空间学研究的兴盛与丰硕成果，全球化过程中一体化与地方化的辩证认识，地理学研究包括人文地理学、文化地理学、城市地理学、民族地理学、环境学等一系列学科的发展与推进，以及对于中国古代文论资源的发掘、现代转化与中西对话”等。其二是建基于文学研究深层体悟基础之上的理性认知，如邹建军就曾谈到对文学地理学研究起源于对自然与人、文学关系的体验式感悟，和在文学批评实践中的自省性反思。其三是中国学者在方法论意义上的理性思考，如杨义就曾谈道：“我们过去基本上都是侧重从时间维度研究文学，对空间维度重视不够。我使用‘地图’这个说法的用意，就是想在文学研究比较侧重时间维度的基础上强化空间维度。”

以此为基础，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呈现两大基本走向，一是中国脉络，即在中国文化、文论中发掘理论资源，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中抽离出相关性理论规律，并反过来指引中国古代文学、文化研究，在两相促长中推动文学地理学的发展。梅新林的《中国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尚永亮的《中唐元和诗歌传播接受史的文化学考察》等是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一是西方支持，最主要的理论来源有三位，即赫尔德（tohnn gottfified herder）的美学思想、斯达尔夫人（madame de stall）的《论文学》，丹纳（hippolyte adplphe taine）的《艺术哲学》，三位都明确关注到了地理与文学之间的关系问题。

得益于此，中国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取得了飞速发展，可以大体分为20世纪80年代的吸收与酝酿时期，也是文学地理研究的起步阶段；20世纪90年代的多元发展期，成果日益丰硕；21世纪之后的整体研究与理论构建期。在理论建设的成果取得上，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是研究对象，刘扬忠认为文学地理学就是通过文学家（包括文学家族、文学群体和流派、文学社团、文学中心等）的地理分布与变迁，考察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对文学家，以及以文学家为中介的文学作品的影响。邹建军等提出文学地理学研究对象的十个关键词。曾大兴则将其概括为三句话：文学要素的地理分布、组合与变迁；文学要素及其整体形态的地域特性与地域差异；文学与地理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其次是研究方法，梅新林提出了“场景还原”与“版图复原”之“二原”说。杨义提出了文学地理学研究的三条思路，即整体性思维、互动性思维和交融性思路。邹建军提出“扎实的个案研究才是建立文学地理学批评的主要路径”的例案实证研究方法。再次是体系建构与学科确立方面。曾大兴指出文学地理学要成体系，至少要完成两个步骤，第一步，是考察和研究文学家、文学团体的地理分布；第二步，是通过文学家的地理分布，考察和研究文学家所接收的地理环境方面的影响，进而通过这种影响，考察和研究文学作品的地域性。杨义则在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前提下提出了文学地理学的四个基本问题，即“地域文化”“人地因缘”“家族迁移”“文化中心转换”，并指出“唯有深入总揽文学地理学的综合效应，才能真正破解文学之维文学生命存在的本质”。梅新林认为文学地理学应“融合文学与地理学研究、以文学为本位、以文学空间研究为重心的新兴交叉学科或跨学科研究方法，其发展方向是成为相对独立的综合性学科”。

这些研究成果虽各有侧重和研究焦点，但在文学地理学研究的一些基本问题上取得了一致性和重大突破，表现为：第一，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前提基础是地理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地理包括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它与文学的中介是人。第二，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可以大体包括三个层次，即微观研究，指向文学文本作品内部；中观研究，指向以文学中心的地域文化、家族文化、文学流派的综合性研究；宏观研究，指向以文学版图的标示及其历时性运动所引发的文学史研究。第三，文学地理学所潜含的方法论，是以历史唯物论为基石的现象学还原方法，这些学者基本都主张重现文学发生发展场域，在多元维度中立体审视文学系列问题，从而实现文学研究方法、文学地理学的体系构成以及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的突破。

在不断建设与重构的另一面，是对文学地理学的自省式反思。邹建军曾指出：“某一个时段或者地区的文学版图的构成形态的研究，并不能构成我所说的‘文学地理学’的主要内容，甚至可以不作为‘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对象。”“如果只是描述一下几种文体的构成方式、叙述一下几个流派的演变历史以及各时代文学中心的转移路线图”，“意义并不是很大”。孟繁华曾指出“对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更多的是从事古代文学研究的学者”，这样就要求文学地理学的研究要更多关注“当代”问题和“祛地域性问题”，刘小新反思了文学与地理之间的关系，认为“现今，文学地理学必须从环境决定论转向文化地理的生产理论……在全球化和后殖民的知识语境中，文学地理学还必须辩证地思考‘批判的地域主义’这一重要课题”。彭民权则反思了文学地理学理论建构的系列难题，“一是理论资源亟须梳理；二是学科归属存在争议；三是命名的困境；四是体系建构和实践操作的困境”。

这些反思主要包括的问题是：第一，文学地理学研究的标示性与区分性问题。邹建军所提出的关于“文学地理学研究对象”的思考其实质就在于追问文学地理学研究的根本着眼点是什么。深入来讲是人与自然地理之间的关系建构缺乏科学的论证，二者之间的关系论证大多流于经验主义和梳理性描述；文学地理学研究往往避开人与自然地理之间的关系而直接上升为人一人文地理之间的关系，使得文学地理学研究雷同于空间学研究。第二，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发生学问题，孟繁华提出的文学地理学研究的时代性问题就是如此。古代文学与现当代，尤其是当代文学相比，较大的区别在于科技进步所带来的系列问题，包括：文学地理空间的稳定与发展延续性与否、作者地域身份的清晰与否；文学文本内部地理空间的明晰状态；文学（尤其是小说）创作观念的史实依据。第三，文学与地理之间的互动性问题，刘小新的观点就是代表。地理影响文学，文学影响地理都处于一个互动性的变动系统之中，要想量化性的处理和建构二者之间的函数关系，确属不易。不仅如此，在人文地理内所牵涉的众多因素，如政治、经济、科技、交通、自然和人文灾害的突发等，都直接导致了人文地理维度建构的困难。第四，以前三者作为基础，文学地理学的理论资源、学科归属、体系建设所存在的系列问题就显得比较必然，并已经成为文学地理学研究的瓶颈而亟须解决。

不仅如此，科技的发展更是对文学地理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思考。尤其是已经进入“倒计时”的“第六次科技革命”是文学地理学必须面对的问题，它与文学地理学关系最为密切的就是以“人”为研究中心所引发的系列问题。徐光宪认为：“生命科学和技术是第六次科技革命的核心内涵”，“新的生物学革命将是以分子生物学为基础，把传统的宏观生物学、生物分类学、遗传生物学、思维和神经科学等等整合成系统生物学，将进行仿生、创生、再生，直到永生的革命”。通俗一点来说，就是人有“四条命”，即“自然人”“网络人、仿生人和再生人”。第六次科技革命提供给文学地理学思考的主要在于：第一，由于“人”的不同形态的存在，直接导致“人”存在环境的多变性，即人文环境的进一步复杂化，也就间接导致了人一地关系建构的困难度。这拓展了已有的人—地关系研究向度。第二，由于人有“四条命”的存在，以及生存环境的对应性及交叉性，导致了文学创作的对象、本体论属性，以及创作目的的进一步改变。第三，科学技术的加速度发展，不仅直接异变了人类对于客观地理时空的感受与理解，更是使得文学生产力、生产关系各元素发生了系列质变，如生产资料和工具、传播途径与媒介、消费方式与观念、创作价值与目的等。第四，科学与文学地理学的关系。克雷斯勒（john d.cressler）指出：“微电子学和纳米技术革命正在深刻地重塑世界，极大地改变了我们的沟通、社交、玩游戏、创造艺术、选举领袖、行医、施教、经商的方式，甚至是我们思考的方式。”库恩（thomas s.kuhn）提出“科学共同体”与“范式”理论，认为“范式就是示范性的以往成就”。科学理性对于唯一性的追逐、对于绝对真理的矢志逼近，以及表述的话语的叙述方式和命题属性、潜含的实证属性和直观功利性，导致了整个文化系统中科学理性的不断中心化。另一方面，科学自身蕴含着悖论属性，科学主义的实用目的和唯一性和科学本身充满着矛盾，约瑟夫·阿伽西（ioseph agassi）认为：“由于独特性是不可穷尽的，用可重复的手段进行统一永远会遇到新的多样性。科学与艺术因此既是竞争者，也是合作者。”这实质是在重述文学和科学之间的关系思考，以此为基础而建立的文学地理学必然要审慎面对这个问题。

文学地理学的人文社会科学思考和自然科学思考综合起来就是：人、地及其关系的思考；以此为基础的文学创作、文学与地理的互构性功能；科技革命通过改变文学生产流通的各个环节因素而重塑了人们的空间观念以及文学生产观念，进而产生的文学空间运动性问题；文学理论和科学之间的关系性问题。在这之中，文学地理学的科学性是其枢纽和关键。

科技革命给文学地理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思考，当然也提供了极具参考价值的解决思路。首先是人、地理及其二者之间的关系。第六次科技革命虽然强调了人的“四条命”，其实质亦是人四种生命形态和生活方式。他们都以人的“自然人”为基础，通过人格信息包、人之自然生命体的转化，复制、克隆等方式来完成人之科技异变。自然人始终都是基础和前提，多样化的分身术只是自然人的裂变形态，遵从自然人的主体性与科技属性的活动规律。而地理空间的分类、认识与理解的途径主要有二，一是地理的主体自在、自为性存在，它指向自我与本体，显现为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主客一体l生与恒定性，是为自然地理。二是在与人的关系中呈现为认识角度和辨识方式。在交互主体行中以互相建构的缠绕式运动形态和发展历程显现其运动规律和活动范式，是为人文地理。是以其分类和区识也以人的活动形态为中心表征为耦合性征，人之四条命的生存空间也就是地理空间的分化和交互形式，遵从自然地理，以及自然地理与人的互动关系所呈现出来的系列规律。网络空间是其极具代表性的，发生性与虚拟性共存的一种形态，但在哲学本源以及地理空间的运动方式来看，却都指向自然地理的实在与表征。综合看来，文学地理学研究中亟须证明的是自然人和自然地理之间的关系。

科技的发展使得该问题成为一个常论常新的问题，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调研比较研究得出结论：较好的食物和较大的生活舒适确可对身材、精神产生影响。威廉·冯特（wilhelm wundt）认为人类的婚姻关系、社会、王国的形成都以这些大量的智力活动，包括构成情绪基础的中枢兴奋的反应，外部感官印象的反应等为先决条件，它通过无数世代的积累形成，并意味着高级情感的发展。而在dna技术中，这一点论证得更为清楚，“物种的基因组进化不只留下自然选择的轨迹，在dna记录中，可以看到比一个特定基因发展史还要多的信息——关于拥有这个基因的物种、关于同样拥有此基因的祖先物种，甚至可以回溯亿万年前的生命史”。而与人类物质、精神活动紧密相关的意识，科里斯托夫·科赫（christofkoch）认为意识仅存在于外在世界与内在世界的表达相交汇的位置。与艺术活动关系紧密的想象，则有一个著名的实验，被试验者要求画出最先想象到的生活在另外星球上的一种动物，一种同类动物和一种不同类动物，结果大部分想象出来的动物都具有地球上的动物的典型特征。由此可见：第一，自然人与自然地理之间的生物学关系无可置疑，人类包括物质和精神生命都离不开自然地理的给养与建构作用。而作为高级生物才拥有的情感、意识和想象也建基于人类与地理之间的环境支持与活动范式。人类与地理之间存在着主体互构、双向阐释的科学基础和理论向度。第二，自然地理对人的影响有其一定的程序性和稳定性，即在历时性维度，它是以自然选择的方式造成人类基因的稳定性与变动性发展；在即时性维度，自然地理又以环境的有机形态，与人体形成相应的感知反应，并诉之于神经元、神经系统的协调作用形成情感、意识和想象。它们二者的关系是，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生命统一性显现，并以时间性的积累反过来影响前者，或者是促发前者。

接下来便是人—地关系的运动性问题，从第六次科技革命的启示来看，第一，文学地理学中的“地理”独特l生在于它是拥有客观实体性的、自然环境式的、可以相对精确数据化的空间阈限，在此基础之下，以人类社会化活动为充要条件，形成人文地理形态的各种分化，甚至是符号化、象征化意义。文学地理亦能超越原有的物理空间，形成以物理实体空间为内核的文化意义上的流动性与重构陛，文学地理之实体性和符号性获得了统一。这将文学地理从其他各个学科中的各种空间观念中区分开来，并且形成研究文学地理运动规律的逻辑基础。第二，科技成果业已证明了人一地的发生学关系，并且显现为由人类活动环境及其意义方式决定了的人文地理形态。当然，人类在选择自身活动环境、意义方式之前就已经受到了地理的先在性影响和制约，人类的深层意识表现出与地理的深层内涵及其关系属性的统一。人—地的二位一体性成为研究人一地关系运动变化的总纲。第三，在运动方式上，文学地理的运动必须以人为载体、中介和实践方式。这一方面是地理对人形成影响具有强势的先在性与必然性，人在身体、意识的个各层次领域都直接或不直接的表征这种影响作用。地理的功能作用、幅度范围也与人类相应的社会活动呈正比关系。另一方面是人的主体能动性，它不仅对地理的影响作用提供反应和回馈，并能以此为依据将地理建构出不同结构的次生形态。所谓文学文本空间、网络空间、想象空间等都不过是这种能动方式的产物和表征。这不仅能与第六次科技之人之四条命及其生活空间形成相互佐证，亦能在此背后显示出更为深刻复杂的文化、政治、经济和科技等综合性问题。

第六次科技革命不仅直接重构了人与文学地理之间的关系，并且又以革新文学生产各个环节要素对此关系问题进行了再植性影响。在生产和传播环节，一方面是文学创作主体可能会由于人的不同生命形态出现分化。另一方面，在已然出现的当下信息社会里，信息改变了人对于地理的传统体验方式、理解认识向度和观念内涵，文学地理在信息多元化更臻极致的重组和建构的瞬时性上，辨识性不断降低，空间维度以及由空间变化所勾连的时间维度不断压缩和破碎化，由空间所建立的历史感和延续性被阻断或瓦解。在接受角度上，丹尼斯·麦奎尔（denis mcquail）认为，许多媒介受众不仅规模小，而且通过社会和情感纽带，与传播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同时，根据受众所表现出的社会关系，以及所显示出的社会群体特征，对受众进行划分也是受众接受研究必须关注的问题。数字化媒介直接导演了文学受众接受方式和途径的科技性，并由此衍生出接受群体存在的文学地理空间的多重分割与复杂缠绕，导致了受众群体空间划分的变动性与模糊化。进一步说，信息化语境中空间问题只是文学地理问题发展的新型形态，由它所建构的当代乃至以后的文学版图及其发展序列更为复杂，自然也就蕴含着更多的问题，也更值得关注和研究。

所以说，文学地理学的科学性问题至关重要，关键在于地理-人-文学三者关系的科学论证，它关涉着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学科体系等。科技革命对此提出了新的问题和解答方案，文学理论与科学的辩证性融合应是二者共赢性发展的必然选择。深入研究可见文学地理学的发生学原理实质是基于生命本源与历史呈现的思考，研究文学的立足点是文学空间现象学的连续线性显现，研究方法的本源是空间比之于时间的相对性与绝对性，学科知识背景是综合的多个交叉学科的理论资源。循此思路，文学地理学体系建构的大体构想为：（1）人、地，及其人—地关系研究。（2）由（1）所形成的审美经验的文字表征，即文学文本研究，它不是单纯的人-地或地-人的主客影响关系研究，而是主主互证互征的场域机制研究。（3）文学地理与文学生产之创作、流通、接受，以及再生产的相互关系。以此为基础所产生的科技革命对文学生产的关系研究。（4）文学版图研究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文学史研究。关于此，学界的研究虽然一直是见仁见智，但必然是一方广阔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