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定理想信念,永远跟党走-pg麻将胡了模拟器链接

我是1974年在工厂入党的，到今天已有43年。这40多年，整个国家甚至世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党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对于这样一个政治性很强的题目，我只就个人的认识谈些体会。

先谈对“理想信念”的看法。

一个共产党员的理想应该是什么？大多数党员可能都会回答，实现共产主义。因为这是由党的名称所决定的，不然你干嘛叫“共产党”呢！

但现在谈共产主义，和40年前相比，和改革开放前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人们谈共产主义理想，是真的相信，相信它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实现。现在谈，就会产生不少疑问。上过大学的可能会问，共产主义究竟是科学还是信仰？是科学，就是可以探讨的；是信仰，那是不能讨论的，就像宗教，他信上帝，你去和他讨论上帝的真实性，那是对他信仰的不尊重，是一种亵渎。如果是科学，那么能不能证伪？因为只有能够证伪的才可能是真理，共产主义只有可以被证伪，才有可能是真理。这样一来，问题就更复杂了，共产主义从信仰问题变成了科学问题，又从科学问题变成了哲学问题，不是哲学家好像都很难说清楚。这也是目前我们大学教育面临的问题。

改革开放前，共产主义不光是信仰，人们也认为它是科学，是人类社会的光明前景，而且还有大量的实践活动，有路线图，有时间表。上世纪50年代实行了“一化三改造”，也就是公有化，然后再把全民和集体两种公有制并拢，实行按需分配，不就是共产主义了吗？这就是路线图。大跃进时期“三年实现共产主义”之类的豪言壮语我们不去说它，至少当时大部分共产党员都认为，少则十几年二十几年，多则三五十年，我们就一定会实现共产主义，这就是时间表。

这样的认识同二战后的国际形势有密切的关系。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结束后，欧亚大陆出现了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当时13个社会主义国家有10亿人，占全球总人口1/3。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过5亿人，受东方国家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鼓舞，工人运动风起云涌，迫使资产阶级在社会福利方面不断向工人群众讓步，你不让步，他就要搞社会主义革命。当时的法共、意共等几个西方大国的共产党几乎掌控了议会的半数，通过议会道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似乎也不过是个时间问题。全球其余的十几亿人，也就是亚非拉各国，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民族解放运动，旧的殖民主义体系土崩瓦解，这些新独立的国家相当一部分也都向往苏联模式、向往共产主义。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形势可以说是一片光明，真正是东风压倒了西风。

但这种局面很快发生了变化。首先是中苏两党发生了分裂，上世纪60年代末，我们已倍感来自北方“社会帝国主义”的压力，另一方面，美国也急于摆脱越战的泥潭，于是中美双方一拍即合，1972年尼克松实现了破冰之旅。随后，英、日、前西德、澳大利亚等一大批西方国家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人们通过《参考消息》和《新闻简报》的纪录片，了解到了西方社会的一些实际情况：那里的人民不像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啊！也没有一天天没落下去的迹象，反而在经济上、科技上继续引领世界。

接着，我们抓捕了“四人帮”，很快又实行了改革开放。此后，人们的认识发生了更为深刻的变化。上世纪70年代末我们允许个体经济存在，80年代初允许雇工（但限定不得超过7人），到了80年代后期，雇工人数已经不受限制了。这些变化，离我们原来所说的社会主义社会已经越来越不一样了，所以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说法。

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国家剧变，原来的社会主义阵营轰然倒塌，整个世界都在拥抱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似乎已经变得越来越飘渺，或许一千年后，或许一万年后才有这个可能吧！这大概就是所谓信仰的缺失。之后，人们已经很少谈论实现共产主义的路线图和时间表了，代之而起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现阶段广大党员理想信念的主要内容。也就是说，是党的行动纲领——两个一百年目标，让中华民族富强起来，走共同富裕之路，或者再加上习近平总书记近几年反复强调的、已经被许多国际组织和国家领导人广泛认同的“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蓝图，构成我们理想信念的重要基础。

从这个角度看，作为国家智库，宏观院的党员是幸运的，我们的具体工作，都与党的行动纲领密切相关；我们的职业生涯，都与党的宏伟蓝图有着直接间接的对应关系。在这样的环境下，在我们每个人几十年的人生经历中，能够感受到时代的呼吸和社会脉搏的跳动，听到民族复兴的脚步声，个人的小我与中华民族的大我之间，乃至与整个人类这个更大的大我之间，形成命运共同体，形成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动局面，这不能不说是人生的一大乐事。这里，不仅是我们的谋生场所，也有诗和远方！

上面谈的是理想信念，下面谈谈“跟党走”。谈到跟党走，我就会想到党的历史上2个著名的人物：徐特立、叶挺。

先说徐特立。记得以前小学五年级有一篇语文课文，是1937年毛主席在延安给徐特立的一封信，为他60岁祝寿。毛主席在信中写道，“当革命失败的时候，许多共产党员离开了共产党，有些甚至跑到敌人那边去了，你却在1927年的秋天加入了共产党，而且取得态度是十分积极的。”也就是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不久，徐老冒着杀头的危险参加了革命。这是理想信念坚定而跟党走的很典型的例子。相反，大部分人在当时严酷的白色恐怖环境下，离开了党，共产党员在半年之内，从近6万人急剧减少到1万多人。这是理想信念不够坚定的反面例子。徐老与他们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并深深地刻入了我幼年的心灵。

再看北伐名将叶挺。叶挺在跟党走的问题上有过一段弯路。南昌起义失败后，叶挺在莫斯科受到李立三、王明的无端指责，决定退出共产党，对革命也一度失去信心。后经周恩来做工作，终于又回到了革命队伍。1937年在延安抗大礼堂开了一个大会欢迎他，叶挺对他在大革命失败后走过的一段曲折道路，作了深刻地解剖。叶挺说，“同志们欢迎我，实在不敢当。革命好比爬山，许多同志不怕山高，不怕路难，一直向上走。我有一段爬到半山腰又折回去了，现在又跟了上来。”从此以后，他的理想信念就不曾再动摇过。后来叶挺在皖南事变中不幸被扣押，他拒绝了蒋介石的威逼利诱，在监狱的墙上写下了著名的诗篇《囚歌》：“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吧，给你自由！我渴望自由，但我深深地知道——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子里爬出！我希望有一天，地下的烈火，将我连这活棺材一齐烧掉，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这就是一个共产党员大义凛然的气概，也是一个曾经走过回头路的共产党员的坚强信念！

今天，我们的环境完全变了，人们还会不会发生理想信念动摇、不想跟党走的问题呢？我想，可能还是会的。当然，在现在的环境下，一个人理想信念动不动摇，跟不跟党走，不会像大革命时期那样表现为脱党、退党、甚至叛党，也不会在公开场合郑重其事地表达出来，而是会表现在日常工作、日常生活中。当一个人的行为已经与他的理想信念脱节，甚至相背离，组织上虽然还在党内，但思想上已经离党远去。这在社会出现转型，社会秩序出现混乱，社会道德大面积滑坡，社会价值观出现重大调整的时候，这样的人就多了起来，一些党员就守不住道德底线了。这个转型，就是我们的经济全面转向了市场经济，我们的社会全面转向了陌生人社会，与其相适应的以个人利益为中心的商业道德逐步形成了，这就冲击了传统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价值观念。按北大教授钱理群的说法，我们的大学培养了一大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巧言令色，功利至上，他们智商高，情商也不低，非常善于利用现行的体制来为个人谋利。这样的人在我们周围多了，必定会影响我们的行为，因为市场关系已经深深地影响到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每个人的道德上限、道德底线究竟该调整到什么位置，虽然这算个人的隐私，但由此也决定着我们的人品，我们每个人的良心也因此会受到拷问：道德底线下调一点，可进账几千，再下调一点，能进账几万。那么，你是不是还要继续下调？在一个单位里我们可以发现，有些人对报酬、待遇不大计较，这样的人就比较好打交道。但有些同志就比较计较，这就很难相处了，正所谓“太精明遭人厌，太挑剔遭人嫌”，说他是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一点儿也不为过，可他还顶着一块共产党员的招牌。可以说，这样的人思想上从来就没有入过党。有人可能会说，普通党员有这些毛病算个啥呀，你看，那么多省部级高官不是都被拿下了吗，甚至还有副国级正国级的。可谓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来，这些人的行为毫无疑问是极其恶劣的，严重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不过，做什么样的人毕竟还是由我们自己来决定，社会风气不好，并不意味着我们没有做人的选择权。或许正是由于大浪淘沙，方显示出一个人的品格，一个共产党员不忘初心的本色。生命对于我们只有一次，而每个人的人生轨迹都是独一无二、与众不同的，那都是我们自己选择的结果。人们总结说，现阶段很多人出问题不是因为能力，而是因为德性，不是倒在做事上，而是倒在做人上。好在近几年新一届中央领导班子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取得了阶段性成果，高压下的“不敢腐”已成气候，正在向“不能腐”的制度建設推进。而每个党员的“不想腐”、每个党员的所作所为真正如《党章》所说“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将构成整幢廉政大厦重要的社会心理基础。想想战争年代，革命老区人民把“最后一碗米、最后一块布、最后一个儿子”都交给了共产党，得了天下之后该做些什么，这不是每个党员都应该扪心自问的吗？

作为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在战争年代，需要扛炸药包的时候，党员上；在有的部队，只有党员才有资格扛炸药包。今天不需要扛炸药包了，那么还需要些什么？尤其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是不是应该表现为，拿同样的报酬，你多干点活儿（比如10%）；干同样的活，你少拿点报酬。这要求不算高吧？否则，什么好处都想沾，什么亏都不肯吃，什么责任还不想负，这样的党员，要他干嘛？这个问题确实可以讨论一下：在我们院的日常工作和学习中，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究竟应该怎样表现？

说到“跟党走”的问题，就会联想到共产党在中国的作用。两年前在一次小范围座谈会上，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所长房宁曾谈到，在和美国政治学者交流的时候，得知美国中情局有一个判断：在中国，共产党是骨头，其他的一切都是扒在这根骨头上的肉。意思是说，中国之所以一直没有崩溃，是因为中国有共产党。这是美国最高情报机构对比世界各国后得出的结论。

因此，中国不能没有共产党，作为普通的党员，跟着党中央就没错。我这里不是提倡奴隶主义，而是想说，作为普通党员，有些政治上的事非一时很难判断，比如，什么是走老路，什么是走邪路？你要分清楚还真不那么容易，况且这与我们平时的工作也没有直接的关系。因此，在行动上只要保持看齐意识就可以了。这是对我们普通党员的要求，在组织上必须跟党走。

但是，作为一个国家智库的研究人员，光是在组织上跟党走就显得不够了，应增强思想上跟党走的自觉性。我们的目标是在本世纪中叶实现现代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就需要处理好与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西方国家的关系。作为科研人员，你就要探索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关系，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关系。

几年前，在中联部的一次座谈会上，欧洲社会党代表团一位人士问道，你们为什么不能自由成立政党？全国只有一个工会，怎么体现结社自由？我们这边有人回答说，全国总工会已经代表工人利益了，就没必要再另建工会了。然后，冷场。会议主持人暗示我这个来自国家发改委的讲讲。我说，欧洲是社会主义思想的策源地，提出过自由、平等、博爱、民主、人权等不少很好的理念，对推动世界进步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是很可贵的。1989年，在法国大革命200周年的庆祝会上，法国总统密特朗和撒切尔夫人曾为世界人权的发明权有过争论。密特朗认为，世界人权在法国。撒切尔夫人不顾外交礼节，站起来说：“不，在英国”。撒切尔夫人显然是指英国早在1215年就有“大宪章”，这是最早的捍卫人权的记录，随后英法等国逐步建立了议会制度。从国王被迫和贵族签署“大宪章”到现在已经有800年历史了，但发展中国家并没有这样的经历，他们有完全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一些欧洲激进人士急于搞民主输出，效果好吗？西亚的动荡，北非的乱局，美国驻利比亚班加西领馆被炸，大使等多人被炸死，以及大量的难民问题等，这是你们想要的吗？我还谈到南亚和东亚的情况，说明民主、人权等一些即使是很好的理念，如果不顾各国的国情、一厢情愿地去推广，不会带来好结果的。希望在座的各位代表向你们的选民、向你们的反对党解释这一点。这回，轮到他们沉默了。

不过，西方少数搞颜色革命的人权卫士，并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打发了的，需要我们保持足够的警惕和耐心。当然这只是我们与发达国家关系的一个方面。问题还有另外一个方面。下面，我从另一个角度提几个问题，供咱们院的党员、尤其是科研人员思考。

第一，我们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发达国家呢？他们除了具有经济优势、军事优势、科技优势之外，是不是也有他们的制度优势、政治优势和文化优势呢？

第二，我们改革的总目标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可以肯定，我们在这方面还没有能够实现现代化。那么世界上有没有这方面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呢？如果有，哪些国家可以算？如果没有，这方面现代化的标准和模式又是什么？

第三，我们大部分人都能看到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但一些人似乎仅仅停留在物质层面，好像西方只有物质文明，缺少精神文明。人们可能会反问，如果没有相应的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能够创造出物质文明吗？德国不仅有奔驰，有工业4.0，也有爱因斯坦和弗洛伊德；他们也有诗和远方，有贝多芬和歌德；他们发明了共产主义，也发明了纳粹（就是国家社会主义）。不过，他们的总理勃兰特在波兰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伟大的一跪，也非常真诚。

第四，中央《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指出，“特别是高级干部中极少数人政治野心膨胀、权欲熏心，搞阳奉阴违、结党营私、团团伙伙、拉帮结派、谋取权位等政治阴谋活动。”为什么我们国家每隔几年就会出几个野心家、阴谋家，而发达国家就不会出现类似的现象呢？如何从制度层面破解这个难题，让我们党内政治斗争变得文明起来？

类似的问题还可以有一些。把这些问题归纳起来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怎么走，能走多远，走得通吗？你们看，是不是很像当年井冈山的同志们提出的问题？回答这些问题，恐怕并不比当年毛泽东回答“红旗到底能打多久”更容易些。我愿意和大家共同探索这些问题，不忘初心，继续前行。

（作者系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退休党员）